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6日召开会议，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，部署下一步经济工作。

关于当前经济形势，会议指出，我国经济的基本面及市场广阔、经济韧性强、潜力大等有利条件并未改变。同时，当前经济运行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。要全面客观冷静看待当前经济形势，正视困难、坚定信心，切实增强做好经济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。要抓住重点、主动作为，有效落实存量政策，加力推出增量政策，进一步提高政策措施的针对性、有效性，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。

强调“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”

会议指出，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，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、监管行为。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，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。

这是高层再次强调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。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，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要进一步规范涉及民营企业的执法、监管行为，就是要保护民营企业，禁止为了非税收入针对民营企业进行的一些不正常的执法行为。“千万不能为了短期利益，对民营企业进行不正常执法，获取一些非税收入，前一段时间有些地方出现了这种现象，在社会舆论上也造成了民营经济预期的恶化。”

2023年7月13日，湖北宜昌，工人在秭归县屈姑国际农业集团黄桃深加工车间生产线上忙碌。视觉中国 资料图

中金公司研究部认为，此次会议强调“要帮助企业渡过难关，进一步规范涉企执法、监管行为”，从正向鼓励和负向禁止两个层面回应市场关切，较2018年10月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“研究解决民营企业、中小企业发展中遇到的困难”更明确清晰。

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研究院院长罗志恒建议，未来，需要从机制保障角度，在政策、制度、法治等层面着力，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。一是在涉及方向性调整的政策出台前，充分听取企业家的意见，设置时间表和路线图，避免政策摆动过大，同时推出正反两方面的政商关系案例，清乱象、树典型。二是制定负面清单，让企业家和投资者放下心理包袱去投资。三是完善制度建设，尤其是系统梳理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《反垄断法》等法律法规，避免以政策替代制度。四是落实法治，将中央的精神落到实处，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，又规范行政执法机构行为，最终形成稳定的预期。

此次会议再次明确要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。今年8月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赵辰昕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，对于民营经济，将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以及配套举措，当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会同多个部门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，依法依规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，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的体制机制，解决经营主体在市场准入、要素获取、公平执法等方面面临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。

“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，宗旨就是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，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。”滕泰说，这项法律很多内容应该要约束公权力，主要是针对有可能侵害民营企业利益的一些不正确执法现象。“我们相信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出台，现在一些不正常的、涉及民营企业的执法监管现象都会得到禁止，有利于改善民营经济的营商环境。”

更关注“促消费”与“惠民生”的结合

会议指出，要把促消费和惠民生结合起来，促进中低收入群体增收，提升消费结构。要培育新型消费业态。要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发展养老、托育产业，抓紧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。

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、研究所所长钟正生认为，相较于今年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“经济政策的着力点要更多转向惠民生、促消费”，此次会议更加关注消费与民生和收入的联动。

钟正生认为，当下促消费政策着眼于补贴耐用品消费，存在两个问题，一是当期消费增加，实际上透支了未来的需求和增长空间。二是政策仅支持部分商品，未享受政策补贴的其他商品消费可能被“挤出”。

滕泰认为，未来可能会有一定规模的消费券或消费补贴、现金补贴发放到中低收入者手中。“首先群体主要是中低收入者，然后又是惠民生和促消费，这不是单纯地发钱存起来，而是促进消费，既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，同时也有利于提振消费、扩大内需。”

钟正生则认为，后续促消费政策将迎来优化升级，存在三方面调整思路，一是扩展政策补贴范围，支持金额较小、具备黏性的服务类消费，加大对商品消费的补贴力度。二是关注重点人群，精准投放消费补贴，实现促消费和惠民生政策的有机结合。三是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，综合考虑常住人口、地区生产总值等因素，向各地拨付资金，鼓励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、放松公积金提取和使用限制等，探索个性化消费支持政策，同时建立促消费政策的评估机制，表彰并推广实践中效果较好的政策。

增量财政政策是否会出台？

在财政政策方面，此次会议强调，要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，保证必要的财政支出，切实做好基层“三保”工作。

钟正生指出，会议对财政政策着墨较少。“今年以来，财政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不及年初预算安排。”钟正生说，他认为，未来财政增量政策仍有加力加量的可能。在资金体量方面，为弥补财政减收缺口，预计年内或有必要再发行1万亿-2万亿规模的超长期特别国债。若考虑到地方政府财政可持续性承压的现状，则可能需要有更大规模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，让地方政府能够“轻装上阵”，进而“整装待发”。在资金用途方面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可更多支持房地产收储，用于发放消费补贴，用于公共领域投资等，部分重点项目可给予中央政府贴息支持。

滕泰认为，接下来，从本质上讲，当前的财政政策处于重大转型阶段，即从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转型。“任何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，财政政策如果要执行逆周期调控的话，主要是加大基础建设的项目投资。”但是，过了这个阶段，当城镇化和工业化进入后期，基础设施相对完善，甚至还有过剩的时候，如果遇到经济下行，还需要财政政策发力，发力的方向就要从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转移到惠民生方面，即民生财政，“无论是加大社保支出，还是养老、托育，还是给中低收入者发钱、发消费券或消费补贴，都是围绕惠民生展开，所以可以期待随着这一轮逆周期调控力度的加大，几年以后，中国的财政政策也将完成从建设财政向民生财政的结构性转变。”